辩证认识工会的作用 保护工会干部的权益
　　——从工会主席遭解职谈起
　　张喜亮

　　据报道，中科院三环公司与日本相模株式会社合资的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解职工会主席唐小东职务一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成了一个热点问题。由此激起了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是的思考，如工人阶级地位及其权力的问题，中国工会面临的挑战问题，立法及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问题等等。笔者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对此也有一些思考。
　　记得前些年接待了一个日本劳资关系学术团，他们阐述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即一切社会问题无不可以归结为劳资关系。社会经济问题中最基础的就是劳工问题，劳动创造着一切社会财富，没有高效的劳动便没有繁荣的经济；劳资关系问题的矛盾激化，便从经济问题演变成为社会政治问题，综观世界各国，执政党大多都必须与工会其实质是劳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否则其执政的地位就难保；比如社会暴力等其它的社会问题也都与劳工问题相关，多失业过大或就业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时候，必然产生社会的各种恶势力或出现丑恶现象或是邪说蛊惑人心，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想来，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见，劳资关系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具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建立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应当是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25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正是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劳资关系作保障，城市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了企业制度的改革，企业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可以肯定，我们的改革将一事无成。伴随改革的深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稳定是第一位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不稳定对谁都没有好处，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这个稳定其最主要的还是工人阶级的稳定，没有工人阶级的稳定便不可想象将如何实现。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问题的核心还是劳资关系问题，企业改制身份置换、下岗失业买断工龄、变卖国企减员职工等等，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劳资关系越发紧张，突发事件屡有发生。当然，有些地方的这种做法是非国家政策所鼓励的，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原因，客观上确实导致了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在市场经济体制，利益成为凝聚社会的最主要的粘合剂，职工和企业的关系即所谓的劳资关系也不能不成为利益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与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和工人利益的精神是不完全一样的了，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境外资本大举进入以后，劳资的矛盾也就越发泾渭分明了。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劳工追求作业环节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是劳资双方最原始的矛盾。资本以其对劳工的最小的支出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剥削与反剥削的对立，是产生工会的最原始的动力。
　　当然，原始的工会正是在领导工人同资本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其实就本质来说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统一，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斗争越来越不得人心，安定是人心所向。工会在劳资关系中的调和作用也越来越显现出其巨大的潜力。古今中外工会对劳资关系调和中的作用都是经历了一个从斗争到统一，正到保持统一的持续发展过程，反映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组织和成立了工会，通过工会这种合法的组织形式领导了中国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就是劳方以一个阶级的身份与资方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劳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成为了这个政权的领导阶级。这是这样一个阶级不畏牺牲精神成为了新中国新社会的栋梁，这个阶级的组织——工会成为了新生共和国政权的支柱，动员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实现了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工人和国家的关系、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和工人的关系，这所有这些关系都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也是劳动关系逐渐转化为劳资关系，成为利益关系。工会在从阶级的高度逐渐开始关注利益，正是有工会这样的组织对工人利益的关注，不断地在维护职工权利和利益的价值取向中，维护了劳资关系的稳定或相对稳定，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进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五零年工会法到九二年工会法直至新世纪工会法，把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利益这样的职能强化为“基本职责”，工会在谐调劳资关系方面的作用就越来越显得突出了，且对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大。从劳动关系到劳资关系的变化也就是从利益的一致到利益的分化的过程。或许我们在国有企业尚不称之为“劳资”关系，但是在大量非公经济组织中，在外资及中外合资企业中，原来被称之为劳动关系的则无疑是标准的劳资关系。
　　从工会的存在的意义来看，代表和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是其最基本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工会正是通过在突出维护职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才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改革环境，如果没有工会的这样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看来，工会虽然一直是高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大旗，口不离维权，但是，就其实质来说或者客观上的效果是保持了劳资关系的稳定，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是这样，在外资、合资或私营企业中，也是这样。以唐小东所在的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而言，职工工资不但没有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增加投入，反而在福利和保护待遇方面降低标准，即便是如此却没有发生罢工怠工事件，原因何在？工人依法取得了当地工会的支持自发地成立了工会，正是他们选举了唐小东这样的工会主席，才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工会主席在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稳定了其情绪的基础上，代表职工利益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协商的组织，才实现了劳动的安定。在这样的所谓维权的过程中，客观上是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工会干部的工作主观上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客观上也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然而，这样的作用往往被有关方面视而不见，却被当作阻碍绊脚石，屡遭受厄运。
　　工会主席唐小东被解职一案，激起了各界的愤慨，海淀区工会、北京市工会表示支持唐小东主席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工会由劳资矛盾而生、为劳资和谐而努力，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健康发展，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社会的各级当政官员、企业经理都能够懂得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他们就应当以其实际行动尊重和保护工会干部。如果说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建设健康社会的基础，那么，工会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则是问题关键；充分发挥工会调适劳资关系的作用，核心就是保护工会干部的合法权益。全社会都应当依法为工会干部的工作营造更宽松、更便利的环境。
　　张喜亮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它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程序简便等优势，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执行和解使得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尊重，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民事执行和解的概念

民事执行和解是在民事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就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立的权利义务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后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的制度。因此，它既是一项制度，又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和解的特征

1．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结束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

2．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

3．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4．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中“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中“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三、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和规定中，关于民事执行和解部分的规定很少，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导致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和解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和解的意愿，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不信任对方，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2．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从理论上，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又不停地反悔，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恶意拖讼，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如上所述，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导致案件的积累，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这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

3．某些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明确。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是否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立即解除或停止，这个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在立法上未作规定；二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都没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和解协议的实质是变更了原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对国家意志的改变，作为国家代表的人民法院显然不能置身事外。

四、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和解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前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分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代为拟定和解方案，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2．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执行期限不当延长的情况，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中“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可以参照其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在执行工作中，债务人往往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其财产之后才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那么在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内，法院是否应解除对债权人财产的强制措施呢？若不解除，似与执行和解的性质不符；若解除，而债务人借和解协议拖延时间、转移财产，又如何能保证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债务的履行，在债务未履行前，财产保全不应解除，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或者原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强制执行完毕，案件终结后才可解除；而且笔者认为，不解除财产保全与执行和解并不冲突，因为二者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认为财产保全是对执行和解的否定。

4．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既然如此，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因和解协议的无效而丧失。

（作者单位：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