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提示】

　　随着经济的发展，借贷与投资行为均与日俱增，然而借贷和投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准确的区分两者间异同对于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尤为重要。

【案情简介】

　　原告：胡某述，男，住福建省连江县江南乡。

　　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住福建省连江县。

　　被告：余某雄，男，住福建省连江县。

　　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是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被告余某雄是该企业的投资人。2008年10月，被告某石料场收取原告胡某述人民币30万元，由被告余某雄出具盖有石料场印章的内容为“胡某述投资人民币30万元入股”的投资合作协议一份给原告。现原告诉称，该笔款项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原告没有参与被告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分享企业的收益，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30万元及利息11497.5元。

【法院审判】

　　连江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向原告出具的《投资合作协议》仅注明“胡某述投资人民币30万元入股”，没有其它关于管理，股权，收益和风险的规定，而原告胡某述没有参与企业的管理，也未承担经营的风险，没有付出资金以外的其它劳动，只是通过被告余某雄的汇款得到收益，因此虽然协议上写原告投资入股款，但双方的行为和资金往来更符合借贷的特征，双方形成借贷关系，而非被告所主张的投资关系。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胡某述借款人民币25.5万元。（4.5万元已通过银行汇款给原告）

　　2、在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民事赔偿责任时，被告余某雄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

　　3、驳回原告胡某述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评析】

　　一、何为民间借贷

　　（1）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2）民间借贷是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合约行为。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以及借贷数额、借贷标的、借贷期限等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只要协议内容合法，都是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3）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

　　（4）民间借贷的标的物必须是属于出借人个人所有或拥有支配权的财产。不属于出借人或出借人没有支配权的财产形成的借贷关系无效，不受法律的保护。

　　（5）民间借贷可由借款双方约定，可有偿亦可无偿。约定有偿的，必须在事先的书面或口头协议中约定，出借人才能要求借款人在还本时支付利息。

　　二、何为投资

　　投资是指一定的经济主体为了获取预期不确定的收益或社会效益而将现期的一定资财（有形或无形）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其基本特征是：

　 （1）投资是一定主体的经济行为。投资主体即投资者必须具有资金或资财来源和投资决策权的投资活动主体，它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国家；（2）投资的目的是保证投资回流，实现增值，以获取收益或社会效益。实现投资的增值性回流，是投资的预期目的，就投资自身而言，实现投资的经济效益，是投资行为的出发点，投资如果不能带来经济效益，投资便缺乏生命力；（3）投资所获取的效益是未来时期的预期效益，而且是不确知的。故投资具有风险性；（4）投资必须花费现期的一定的资财或智力成果，其来源包括投资者自己的所有、收入以及通过各种途径的融资或借贷、借款等；（5）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有多种形态，如真实资本与金融资本，其表现形式为有形的实物或无形的权证。

　　三、投资与借贷的区别

　　投资与借贷虽都是一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但其在性质、来源、运用及目的等方面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

　 （1）借贷是一种债，投资虽也有协议，但不是债，而仅仅是对自己所有物权利的处分；借贷可担保、可转移，而投资一般不可，但可转让；（2）借贷是一般所有物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而投资仅是占用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仍享有不完全的支配权、使用权、使用权和处分权；（3）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的收益或效益，而借贷的目的则可能是多种的，虽大多数的借贷也是为了经济的目的，但有的借贷是无偿的；（4）投资所可能获取的效益是未来的、不确定的，而借贷如果是有偿的，则应该是确定的；（5）投资的来源可以是自有，如自身的收益等，也可以是借贷资金；借贷一般是有支配权的所有物；（6）投资形成的形态有多种，一般为真实资本或金融资本；而借贷则为所有物的所有权的转移，对出借者来说是所有物的暂时消灭；（7）投资收回的是效益，而投资本身一般是不能收回的（联营除外），"抽逃出资"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严重的则构成犯罪；借贷则是可以而且是应该收回的。投资承担有亏损的风险，而借贷则可通过担保、债务转移等来减少风险，投资则不可。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的两大缺陷及对策

作者：杨帆 （来源：广州劳动网 http://www.gz-lawyer.net/index2.asp）




一、《劳动法》时效制度存在缺陷，现行60天仲裁时效过短，严重影响劳动者维权。

《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这是《劳动法》中，对仲裁时效的规定，按照该条，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时效为60天。从立法初衷上看，《劳动法》规定60天仲裁时效确实是为了及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60天仲裁时效客观上已经成为阻碍劳动者维权的一道门坎。

笔者认为它主要有三方面的弊端：

（1）一是60天仲裁时效过短。跟普通民事诉讼两年时效相比，60天保护周期短，保护力度远远不足。

（2）二是60天仲裁时效为不变期间。《劳动法》没有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除非有不可抗力或其它正当理由，否则超过60天就属于超过仲裁时效。

（3）三是《劳动法》本身没有明确如何界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实践中，不同类型的劳动争议时效起算点各不相同，加上法律规定不明确，劳动者很难正确、及时把握时效，一不小心就过了时效。

劳动者一旦过了仲裁时效，不但仲裁机构就可以不受理，而且意味着将失去胜诉权。例如，对于占到劳动争议案件大多数比例的“拖欠、克扣工资和加班费纠纷案件”而言，广州市仲裁机构和法院近年来的做法是：从提起仲裁的日期起计算，往后倒推60日，超过此日则不予保护。这种时效制度使劳动者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企业不按时、不足额支付工资和加班费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是按照法律的要求每隔60天就进行一场讨薪官司。这种社会现实和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无疑加剧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60天的时效制度亟需修改，以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滞后，“一裁两审”程序的弊端凸现，是影响劳动者维权的另一障碍。

根据《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规定，我国目前处理劳动争议实行的是“一裁二审”的单轨制，并且“仲裁前置”是劳动争议案件的必经程序。

笔者认为，这种机制不利于当前劳动者维权，它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弊端：

（1）“一裁二审”程序繁杂，环节多，周期长，不利于及时、有力保护劳动者。按照现行规定，一个劳动案件走完仲裁、诉讼全部程序的正常周期长达11个月，实践中一般还不止这个时间，十分耗时耗力。这容易导致劳动者在时间、金钱、精力方面被拖垮，最后不得不放弃维权的美好愿望。

（2）“一裁二审”程序增加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广东省从2004年4月10日起开始实施《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收费管理办法》，按照新规定，有争议金额的劳动案件，每件最少必需预缴仲裁费520元，争议金额越大收费越高。对工薪阶层来讲，特别是追索工伤待遇、医疗费和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劳动仲裁的收费畸高妨碍了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各地法院多数不处理仲裁费问题，一旦劳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原劳动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不管劳动者在劳动仲裁是否胜诉，其所预缴的仲裁费都是无法收回的。因此，仲裁费过高和预交的仲裁费无法返回的问题，也是阻碍劳动者维权的门槛。

（3）“一裁二审”程序还浪费了国家司法资源。首先，“一裁二审”涵盖了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两个部门，比一般民事诉讼要多占用国家资源。其次，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系统，处理程序和法律适用上有所不同，出来结果也可能不一致，因此除了调解结案的以外，劳动案件经劳动仲裁裁决后大多数会进入诉讼程序，这使仲裁程序形同虚设，造成资源浪费。第三，广东各地法院对劳动案件收取的诉讼费一般仅为50元，当事人需承担的诉讼成本较低，导致败诉一方随意选择走完“一裁二审”的全部程序，存在不少滥用诉权、恶意诉讼造成国家资源无谓浪费的情形。

（4）除上述问题外，“一裁二审”还存在仲裁缺乏有效监督纠错机制，仲裁行政干预过多、裁审衔接不顺畅、裁审适用法律不统一等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影响劳动者维权的不利因素。

三、关于60天时效和“一裁二审”机制弊端的对策。

1、时效问题。

如前所述，劳动者申请仲裁的法定期限只有短短的60天，比起仲裁、诉讼过程中长达数月甚至两三年的周期来说，确实过短，不利于劳动者有效的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该问题亟需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最好能够借鉴普通民事诉讼两年的时效制度，赋予弱者维权更加合理的期限。

2、一裁二审问题。

鉴于“一裁二审”机制的以上弊端，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建议参考国外先进模式，改革现有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其中，有不少观点认为，宜改为“或裁或审、裁审分轨”的机制。这种模式是由法律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选择由仲裁或诉讼解决劳动争议。如选择仲裁，裁决后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裁终局；如选择诉讼，按普通民事案件程序处理，两审终审。这种模式改变了“一裁二审”、“仲裁强制”、“先裁后审”的单轨制做法，不但减少了处理环节，节省了时间，而且赋予了当事人自主权，可选择仲裁或诉讼的双轨处理方法。但上述机制目前只是理论界的观点，要改变“一裁二审”的旧机制，有赖于立法部门修改《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及相关配套规定。

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尝试设立了劳动仲裁院，如深圳、重庆、青岛和浙江省等，虽然这些试点有利于规范劳动仲裁管理，但本质上仍没有改变我国“一裁二审”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笔者认为，学者提倡的“或裁或审、裁审分轨”的机制，虽然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避免旧模式现有的弊端，有利于劳动者“简便、快捷、高效”地进行维权，因此，立法部门有必要早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