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政府


西宁市煤(油)改气管理暂行办法

西宁市人民政府令第58号


　　《西宁市煤（油）改气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 政府第４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发布实施。

市　长　　王小青
二○○三年三月二日　


西宁市煤(油)改气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和大气环境质量，防治大气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规划区内所有燃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茶浴炉、餐饮业燃具等均应遵守本办法的规定进行更新、改造。

本办法所称高污染燃料是指：

（一）原（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燃料油（重油和油渣）各种可燃废物和直接燃用的生物质燃料（树木、秸杆、锯末等）；

（二）燃料中污染物含量超过限值的固硫蜂窝型煤、轻柴油、煤油和人工煤气。

第三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西宁地区煤（油）改气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城乡规划建设、经济贸易、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对煤（油）改气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本市行政规划区域内将划定禁止和控制销售、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区域（简称禁煤区和控煤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城市能源结构，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煤（油）改气工作应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逐步推广。

第五条 在满足大气功能区管理的基础上按照天然气管网辅设规划，划定禁煤区和控煤区。

禁煤区的范围：东起湟中路，西至海湖路，北起门源路，以及门源路以南，朝阳东路以西地区，南至沈家寨桥，城南新区，西钢地区，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控煤区的范围：团结桥以西，湟中路以东；解放渠以北地区，天峻路以南的北川地区；六一桥以南水磨村以北的南川地区；海湖路以西地区。

第六条 禁煤区内禁止从事以下活动：

（一）审批任何燃煤（油）等高污染燃料的项目；

（二）新建、改建和扩建使用燃煤（油）等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三）禁煤区内禁止使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

禁煤区内现有的燃煤（油）锅炉、窑炉、茶浴炉、餐饮业大灶等设施必须停止使用直接燃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制气、电能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第七条 控煤区内禁止审批0.75兆瓦以下燃煤设施，严格控制现有燃煤设施的使用数量，其排放的污染物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并按规定的期限停止直接燃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制气、电能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第八条 城市清洁能源管网及线路的建设以及城市集中、联片供热在禁煤区和控煤区内能源改造工程实行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能源改造工程的建设。

第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在禁煤区内仍使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责令拆除或者没收燃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第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燃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的设施排放的污染物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更新、改造燃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设施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拆除或者没收燃用煤（油）等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二○○三年四月十五日起施行。





[题 目] 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系统研究

[摘 要] 本文在简要分析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基础上，综合论述了它的资源背景、价值基础和构成要素，最后分别论述了当下六种重要的执法观念，从而完成对此问题的系统研究。

[关键词] 执法观念 检察权 法律监督 系统研究

[目 录]

第一部分 序 言
第二部分 总 论
一、资源背景
二、价值基础
1、法的价值模式
2、检察权的位阶
3、检察体制的组织形态
三、构成要素
1、主体要素
2、内容要素
3、客体要素
第三部分 分 论
一、检察业务与政治理论
二、效率观念与客观观念
三、服务观念与监督观念
四、服从命令与独立执法
五、打击观念与预防观念
六、刑事观念与民事观念
作者信息：贺轶民 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heyimin3@sina.com 电话：13601240874或010-65014161

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系统研究

第一部分 序 言

观念，即思想意识，是人的意识范畴的问题，指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形象。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向的就是人的观念。依此推论，检察执法观念就是检察工作在检察人员头脑里留下的概括形象。这种概括形象的形成，对个体的人来说是一种文化价值的种植，自然有其迁延的个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整体观念则更是要因袭一个缓慢的历史进路，之间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在偶然的表象里面一定蕴含着进化的必然。而在这个进化的道路上，自然科学的惯性定律一样作用于社会科学，一个社会事件的运动也会相当程度地遵循惯性定律，于事件结束后的一定时空内继续行进，不会嘎然而止。
长期以来，我们对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认识还停留在支离破碎的比较分析上，往往关注一些比较分散的政治或者法律概念，诸如公正、程序等，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常常会误导我们对执法观念作局部地、人为地机械剥离，尤其是强制嫁接国外的一些主流思想或者固守传统的观念，结果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导致检察肌体的强烈排斥。因此，有必要从揭示事物规律性的角度入手，对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这一宏大的问题作一个精细的解剖，进而把握“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这个新时代检察主题的精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系统研究当中真正认识清楚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问题，并将这一认识结果正确运用到我们的检察实践当中去。

第二部分 总 论

一、资源背景
中国古代的法家有着强烈的“峻法、酷刑”情结，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早期法家的诞生时期）混乱的历史局面所决定的，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几千年来对法的偏见。基于这一影子似的误解 ，伴随重农抑商和封建政治统治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民族习惯上便更为偏好儒家思想，并不断积淀传承，逐步形成具有显著东方人文特色的中华法系：民事和刑事合一、行政和司法不分。新中国诞生后，检察理论的资源背景才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架为检察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本土的资源和外来的资源更是交替作用，形成了历史转型时期斑斓的资源背景。
（一）前苏联的检察理论模式
列宁曾在《论“双重” 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提出“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在前苏联，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是与列宁的统一法制思想紧密相连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就检察机关的体制问题曾发生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大多数委员反对地方检察官只能由中央委任并只服从中央节制的办法，主张“双重”从属制，及一切地方工作人员一面服从其所属中央人民委员部，一面又服从地方的省执委会。该委员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地方检察官有权从法制观点上抗议省执委会及一般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理由是：“双重”从属制是进行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制和维护地方当局的必要独立性并反对中央机关对省执委会人员之傲慢态度的需要。因此，列宁在《论“两重”从属制与法律制度——致斯大林同志转中央政治局》 一文中指出：“我实在难以想象，究竟能用什么理由来辩护中央执委会该委员会中多数人这一显然错误的决定。”列宁从统一法制和检察机关的职能的角度提出否决“双重”从属制，并就检察机关的职能指出：“检察机关与一切政权机关不同，检察长的唯一职权是监视全共和国内对法律有真正一致的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
新中国成立后，在参考前苏联检察理论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就检察机关的设置是“双重”还是“垂直”模式以及检察权的归属问题也出现了很多意见分歧，这是影响现代检察执法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检察理论的发展
检察机关从国王的代理人发展到公诉取代自诉，最后形成现代的检察体制，历经了一个缓慢的历史进路。随着审判中心主义的兴起，自由市场经济向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逐步过渡，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开始对自己的检察机关体制进行改革。基本思路有：1、对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实务中已无纯粹行政式上命下从存在的余地，其独立性大大加强。如法国、德国等。2、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时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表现为检察机关在进行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活动时，法律要求其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形一律加以注重，以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执行机关之一，代表国家越来越多地对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及其他社会事务进行干涉。如英、美、日、法、德等国家。3、除审判监督权外，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得到确认，即承认检察机关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职权。检察机关对任何机关、组织、个人遵守法律情况进行监督的一般法律监督权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如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
（三）中国法治理论思想家的匮乏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理论向来没有生存的适宜土壤，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也就自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在现代中国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更多地是依靠借鉴和移植国外的法治思想，这些国外的主流思想如何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调适，往往成了法学家们最大的现实困扰。而一个民族要真正踏上属于自己的法治道路，必然需要民族的法治理论思想家，当代中国的法治道路就面临着本土的法治理论思想家相对匮乏的尴尬境地。一个本民族的法治理论思想家，首先必须全面深刻理解民族的历史传统、人文特点和现实状况，不能一味地扬弃因袭已久的、无所谓先进和落后的民族习惯，生硬地进行“洗脑式”的法治嫁接。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改变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锐利武器，就在于这个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别的国家所不可能产生的思想。同样的道理，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法治思想必须是中华民族的法治思想，而现实中恰恰这一点非常薄弱，自然会阻碍到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在这个大背景下，检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也就必然要受到相应的影响与制约，难以形成属于本民族的系统的检察执法理念，而更多地是套用政治领域的一些经典核心概念。
（四）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促进检察人员现代执法观念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