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地震监测设施保护规定
山西省政府
第４３号


第一条 为保护地震监测设施，保证地震预报工作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地震监测设施，包括地震台站、遥测台网、观测井（泉）、测量标志及地震监测专用通讯、供电，供水等与地震监测有关的设施。
第三条 省地震局主管全省地震监测设施保护工作。
地震监测设施的保护工作，由当地地震主管部门或省直属地震台站主管。
各级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应配合地震主管部门做好地震监测设施的保护工作。
第四条 地震监测设施管理单位应在监测设施保护范围周边设立标志牌，标明保护范围，并将地下电缆所在位置书面通知有关单位。
地震监测设施的具体保护范围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国家尚无具体规定的，由地震主管部门提出临时保护范围方案，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 新建地震监测设施，应按地震观测规范的要求选址，避开干扰源。涉及城市规划、村庄集镇规划和水资源保护、利用的，应征得当地城建、水资源等主管部门同意。城建主管部门应将新建、改建、扩建地震监测工程项目和观测环境保护范围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第六条 禁止下列危及地震监测设施安全或损害其工作效能的行为：
（一）在台站保护范围内堆放金属物、笨重物、倾倒垃圾或从事爆破、采石、土石作业及其他振动性作业；
（二）污染观测井（泉）或直接改变观测井（泉）出水状态；
（三）在自流观测井（泉）保护范围内钻井取水或启用原有井（泉）超量取水；
（四）在观测山洞洞口保护范围内烧荒或砍伐林木；
（五）在地电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埋设金属管线，切断、损坏线路或设置变电设施；
（六）在电磁波接收天线保护范围内新设电磁辐射装置和在高频发射天线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高频发射的树木或堆放金属物；
（七）设置与遥测同频的无线发射设施或损害遥测无线传输效能；
（八）在地磁观测墩到测量标志之间，或在地震监测专用通讯线路、供电设施范围内，设置铁磁性物体；建房或设置其他障碍物；
（九）在地下电缆线路保护范围内挖掘土石或擅自在专用供电线路上连接电器设备或线路。
第七条 在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建设（新建、改建、扩建）影响地震监测的工程，必须事先征得地震监测主管单位同意，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商定补救措施；监测设施需要迁址新建的，工程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承担建设和搬迁的费用并在新设施开展监测工作一年后，旧的监
测设施方能撤销。
第八条 因特殊情况，需在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烧荒、临时堆放物品，或从事爆破、采石及其他振动性作业，必须经监测设施管理单位同意，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第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者，地震监测设施主管单位可视具体情节，责令其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第十条 破坏、强占、盗窃地震监测设施，扰乱地震台站、遥测台网工作秩序，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山西省地震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12月25日
□中国政法大学 刘 莘


一、《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要点

　　《行政强制法》已经于1月1日生效。《行政强制法》自1999年起草，2005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到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间6年共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5次会议审议，可见争议之大，定稿之难。

　　《行政强制法》是继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2004年的《行政许可法》之后第三部专门的行为法。

　　按照《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立法思路或模式，行为法主要是在实体上规定设定权、实施主体等，在程序上规定一般或通用程序。虽说“前有车后有辙”，但《行政强制法》的实际立法难度却比《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大得多。因为，行政处罚或行政许可实际上规定的是某一类行为，而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类行为。

　　立法目的不同，程序设计也必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设定权是否要分别规定也是一个难题。行政处罚或行政许可虽然只涉及一类行为，在设定权上也是再按照处罚或者许可的内容、性质分门别类地规定。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法规不得设定人身自由罚，地方性法规除不得设定人身自由罚外，还不得设定吊销营业执照这类处罚。《行政许可法》则将许可分为特许、一般许可、登记（许可）、核准、资质许可等，分别规定设定权。在实践中，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都有不同的手段，在设定权、实施程序设计上更需要予以区分。

　　就实体而言，行政强制手段的运用比行政处罚更为广泛。因为，行政处罚是针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作出的否定性结论，是一种制裁，而行政强制除涉及某些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外，还涉及许多危险、危急情形，如禽流感时期的扑杀措施，非典时期的隔离措施或封锁疫区措施，这些措施并非针对违法行为，而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情形采取的应对性举措。这种广泛性使得《行政强制法》比《行政处罚法》在权衡不同利益作出具体规定方面显得更有难度。

　　行政强制执行的体制安排同样颇费心思。《行政强制法》施行之前，现行有效法律已经确立了一种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即以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为例外。也就是说，单行法有明确规定即授权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强制执行权力，如果法律没有对此作出规定，行政机关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面对这样的现实，立法者如何总结以往经验，再一次肯定这样的体制或是作出某些调整来改变这种体制，也是《行政强制法》立法艰难的一个“拉锯”点。动与不动，实际上关乎行政权与司法权如何界分的体制问题。

　　二、《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原则

　　1.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2000年由《立法法》第一次明确规定。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国家最重要事项的立法权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有，其中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法律保留的规定。

　　行政强制虽然包含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但也同时包含非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重要事项的保留是概括性的，也就是说，任何事项只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应当制定法律，就属于法律保留事项。所以，在分类行为法中，法律不仅可以把《立法法》明列的法律保留事项规定由法律设定，如《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分别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和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保留给法律，还可以将其他《立法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保留给法律，如《行政强制法》规定冻结的设定权属于法律。

　　对于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持绝对保留的态度，即只有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才有强制执行权；没有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适用于在法律已有规定的情形，其他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在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前提下作出细化规定。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大，但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我国法律属于框架立法，强调法制统一。框架立法的特点是规定原则、抽象，具体实施往往需要下位法作出具体、可操作的细化规定。

　　细化法律势必增加上位法没有规定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法律的优先地位？从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开始，我国立法确定了几个不可逾越的标准，除此之外，下位法可以增加上位法没有规定的内容。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在处罚的条件、种类、幅度不变的前提下，下位法可以对行政处罚其他方面的事项作出具体规定。《行政强制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也作出了类似规定：“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

　　3.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

　　过去一段时间，要把违法行为人罚得倾家荡产的说法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这种说法并不是单纯强调增加罚款，更多的是反映对违法行为毫不手软的决心。但是实践证明，在和谐社会，人性化执法远比强制性执法更具合理性，更容易被行政相对人接受。

　　强制性执法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所以，只要软性手段可以奏效，强制性手段就应当退后。于此而言，对立法、执法的要求是一样的。

　　《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此外，《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都体现了适当性原则。再如，《行政强制法》在程序上一再强调事先的催告，这也意味着一旦经催告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就不得强制执行。

　　4.行政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与强制不同，教育是一种软性手段。行政强制作为一种强制性手段，不能一味强硬，应软硬结合。这是因为硬手段属于外在作用力，对作用对象的内心而言到底产生何种效果很难预期。教育是说理，能够滋润心田，所以“服人”。国外许多国家对这种教育非常重视。例如，日本政府行政制度中享誉世界、堪称最具特色的是其行政指导，日本行政指导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我国行政法律制度强调的说服教育。

　　《行政强制法》在涉及不同强制手段时，多次强调催告。对于拆除违章建筑物，《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前所未有地规定，先“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