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原则之再研究

黄　忠

　　 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虽已经被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合同法》（第6条）予以确认，而且许多学者对此也作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仍不乏有异议者。比如孟勤国先生曾撰文指出应把诚信原则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或补充进行研究，并认为不应借诚信原则之名，谋法官造法之实。[1]李锡鹤先生也对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提出疑问。[2]概述之，对诚信原则的地位存有疑问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１，诚信原则与意思自治（或称为合同自由或意思自由）究竞何者更为根本？２，已被法律化的诚信原则是否仍具有道德性，如果有，那将这种具有道德性的原则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的增加当事人的义务？３，诚信原则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所以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在司法中加以适用？
　　诚然，上述三个问题确实涉及到了诚信原则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地位的基础问题，如果对上述问题能有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认可的回答那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就自然得以确立了。本文就是以这三个问题为出发点，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并结合两大法系中的相关规定，尝试对上面三个问题作以回答。
　　一、诚信原则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之比较研究
　　意思自由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早在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中就已经有现代意义的意思自由思想了。意思自由原则曾一度被西方法学家作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而大加赞赏。比如，德国学者海因·科茨曾说：“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3]不过，也有学者反对说：“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将合同自由置于法律制度的中心仍然是正确的吗？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谈判权利不平等，合同地位被扰乱，较弱的一方当事人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合同自由是否不应受到强制规则的限制？取代合同自由或代之以‘契约公正’原则是否不合时宜？[4]
那么，究竞意思自由原则与和诚信原则两者中何者更为根本？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先对意思自由原则得以成就的前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意思要得以自由须使以下前提得到满足：一是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应当平等，而且这种平等应该是一种实质的平等；二是当事人对与交易有关的信息都非常了解，能够对自己和对方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两个前提下，当事人才能有诸如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然而，在现实的交易中这两个前提却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加以分析。
（一）垄断的客观存在使得当事人地位不可能平等
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假设，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垄断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供水，供电的交易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且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将日益突出。尤其是当一名普通消费者在与一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进行交易时，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就格外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名存实亡的自由，其作用只能是掩盖自由表面下的重大不公，所谓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也就成了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不平等条件的一个借口。
于此，平等不存，自由安在？
（二）信息不对称使得在交易中当事人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Y　OF　INFORMATION）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由美国学者阿克洛在其论文《柠檬市场》（１９７０）中最先提出。其基本意思是说，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成本太高等原因造成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零售商与顾客间对于商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雇员与雇主间对雇员工作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在这里，理论上把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Agent），如零售商，雇员；而将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Principal），如顾客，公司。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代理人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合同，使委托人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倘若这种合约达成了，那就会造成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受损的局面，从而也就不能达到经济学所追求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应当承认：信息不对称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卖主才清楚其所售产品的质量，而买主对此是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的，所以买主就不能或很难对交易的基本情况作出判断，进而所谓的意思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而，在一个信息不完全对称的交易环境中，讲意思自由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在实际交易中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只有引入诚信机制，以此来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居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代理人在缔结合同时承担告知，通知等义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意思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诚信即无自由。故两者之间，诚信应居于基础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不引入诚信机制，不仅会使委托人受损，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以一个旧车交易市场为例，先假设市场中有A　B　C（依次为上、中、下三等）三种不同质量的旧车，对应的价格分别为a b c（依次为高、中、低三档）。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前提是信息对称和完全竞争）价格与质量成正比。然而，在现实交易中，只有卖主知道自己卖的旧车的质量，而买主却不可能完全清楚，当然交易双方都是明白此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就会出现下面不正常的结果：
如果由买方先报价，因为买方知道信息不对称，所以他不会报最高价ａ，如报ｂ，此时卖方要么接受，要么退出交易。如果双方达成交易，则卖方提供的旧车只能是B或C而不会是A，因为只有出售B或C才有利润。在这个交易中高质量的商品A被驱逐出了市场。交易按此继续进行一段时间后，高质量的A类车将会完全被驱逐，此时市场只有B和C两种质量的旧车，所以再交易时，买主只会报c价，同理，当买方报c价时，B 类旧车也将被不断驱逐。最后市场就成了一个只提供劣质商品的市场，卖主对此将丧失信心，从而使市场崩溃。
很明显，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如果没有诚信机制的介入，不仅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会给整个市场造成危害。
（三）诚信原则对违约自由（效率违约理论）的纠正
在经济学中与意思自由相关的还有一个“效率违约”（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理论需要予以澄清。效率违约的意思是指当违约能实现标的物价值最大化时，应当鼓励违约（故又称违约自由）。[5]本文认为，这种理论是片面和错误的。比如甲与乙达成以１元的价格出售某物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丙又以３元的价格想向甲购此物。此时按效率违约理论的观点，认为应当鼓励甲违约。因为既然丙可以出３元的价格，那就证明此物售于丙比卖于乙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其价值。
单从这一次交易来看，这种违约行为可以实现物尽其用的最大化目标，然而必须认识到当此次交易一结束，甲再想谋求下次交易将会很难。鼓励违约将会使整个市场的交易当事人丧失对协议的信心，进而使普遍的交易效率下降。所以民法必须坚持以诚信原则为指导，而不是以片面的效率原则为指导。
在此，我们虽无意去故意贬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而且事实上，“意思自有无可否认地仍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如上文所述，意思自由既要以诚信为前提，又要以诚信为指导。正如台湾学者蔡章麟所言：“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有内心趋向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倾向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倾向与权利滥用之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倾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此趋势之下，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上竟然得到大肆活动的舞台，固属理之当然。”[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应当在民法中认真贯彻诚信原则，使其“帝王规则”的地位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
二、诚信原则的道德性特点与法律化理由之研究
（一）诚信原则是法律化的道德原则，具有道德性。
有关诚信原则的道德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１.从诚信的词源分析来认识其道德性特点
据《BLACK’S　LAW　DICTIONARY》解释，诚信即：是或怀有善意；诚实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没有欺骗或欺诈。在这里，善良、诚实、忠诚都是道德的概念。
在我国，诚信一词作为法律术语是由外国引入的。诚信在拉丁文中为Bｏｎa　Ｆｉｄｅ,在法文中为Ｂｏｎｎｅ　Ｆｏｉ，在英语中是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直译均为“善意”。在德文中为Treu und Glanben（忠诚和相信），在日语中直接表达为“信义诚实”。汉语中的诚信一词是由德文转译的。德文中的Treu und Glanben来源于古代德国的誓约。在古代德国常以In Treu(于诚实)，Mit Treu (于诚实)，Bei Treu(依诚实)，Unter Treu（在诚实名义下）来强制交易对方作誓。[7]很明显，这些誓言都带有道德含义。中外的很多学者多认为诚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道德，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准则而出现的
２.古今中外的各种有关诚信的定义大多承认其道德性特点
虽然现在对诚信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但是无论是“主观判断说”，还是“利益平衡说”，或是“恶意排除说”，[8]都在一定成度上承认诚信的道德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诚信当作一种伦理化的信用观。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到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10]“再到刘勰的：“信者，行之道，”[11]到朱熹的“诚是自然的实，信是人做的实”。[12]都表明，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信用观大都指言而有信，忠诚老实这样一些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个人品质。
既然诚信原则具有道德性的特点，那么将这种道德性的要求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地增加当事人的负担？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分两个步骤加以回答。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讲诚信原则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实就是在讲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认为在谈道德问题法律化时必须先将道德予以分类，故本文将道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类为最基本的道德，如不偷盗、不杀人等社会得以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那些道德；另一类为非基本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社会得以运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会更和谐。无独有偶，本文的这种对道德层次的界定与美国学者富勒的观点不谋而合，[13]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和义务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与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义务的道德则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确了道德的两个层次以后，我们可以谨慎的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最基本的道德（或义务的道德）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故应当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维护，这种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的特点便成为道德与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当某种道德被社会认为是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时，此种道德就会被法律化。正由此，我们才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来的问题就应当是论证诚信原则是不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认为一个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小农经济时代，甚至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由于社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诚信原则的在那里的必要性是不突出的，然而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易日趋频繁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诚信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其对诚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乃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石。因为市场实现其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交易来实现的，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垄断亦存在的现实中，如果不讲诚信，交易将难以达成，既使是达成了也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或社会的利益。
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诚信原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欺诈、违约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这种带有道德性特点的原则就更应该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了，即有必要将具有道德性特点的诚信原则法律化。
在论证完将诚信原则法律化的必要性后，会发现诚信原则法律化就是要增加当事人一方（尤其是义务人）的义务，如在交易时要尽不作虚假陈述，主动告知或通知等义务，那么这种增加会不会不恰当地加重义务人的负担？
本文认为这种表面上的义务加重，其实却是一种义务的回归。我们已经知道，诚信原则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诚信原则的引导，交易的风险就会加大，甚至会使交易难以开展。应该说由诚信原则而导致的表面上义务的增加，实际上却是为交易得以正常进行而提供的必要前提。由此本文认为依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义务与其说是增加，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市场得以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义务状态。过去那种表面上看似较小的义务，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地对正常市场运行所必需的义务的排除，而今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只不过是对诸如通知、注意等诚信义务的发现罢了，而不是所谓的增加负担。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在一个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交易中的角色会不断的变换：在此次交易中你是卖方所以你会因诚信原则的要求而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在另一次交易中你就可能成为买方了，因而你就会享受由诚信而带来的更多的保护。也就是说由于在现代交易中交易双方的角色频繁变换的，所以既使诚信原则加重了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但从动态意义上讲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公平和有益的。
三、诚信原则的不确定性特点及法律化的理由研究
（一）具有不确定性的诚信原则可以法律化的原因
正如英国学者路易古德对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们在英国发现很难采纳一种诚实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14]应当承认诚信原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内涵上的变动性，也指诚信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诚信原则。
法律应当明确。“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理念应当予以批驳。然而是不是说法律应当明确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纳任何原则性规定呢？本文认为像诚实信用这类带有不确定性的原则性规定不仅本身有其存在价值，而且也可成为弥补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的必要工具。其理由是：
首先，任何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都不可能将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予以涉及，故对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之外的问题的调整必将落到像诚信这些原则性的规定身上，如果某些应当得到法律调整的问题，在实际上却因为缺乏具体性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之外，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法律的悲哀。其次，那些具体化、明确化的规定仍然是一种相对的具体和明确。由于有限理性，此义的不完全确定性等原因使很多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亦存在不确定性，故在司法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或自由裁量，在解释和裁量过程中原则性的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最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说明在私法领域恰当采用原则性的规定已成为一种立法趋势。在传统的英美法系中一般化的原则性规定是很少得到承认的，然而，美国已在其《统一商法典》中确立了诚信原则。英国在这方面最为保守，但是对于是否要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诚信原则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自１９１２年瑞士首开在民法典中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的先河后，法、德等国都通过法官的解释和司法活动使诚信原则迅速上升到民法中“帝王规则”的地位。[15]
法律不可能绝对的明确和绝对的具体，法官亦不应该“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一样只能“处理那些符合预定程序，满足其条件的文件。” 我们不能以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为由而否认其存在的价值。实践中难以把握的困难，应当成为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动力。对此，本文的基本态度是：法律应当尽可能的明确，然而原则性的规定亦有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所以理论上的探究应当是去发掘诸如诚信这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方法与途径，而不是以其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为理由去反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基本模式的研究
鉴于诚信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与法律要求尽可能地明确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本文认为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可以采用一般化和具体化两种模式来展开。其中具体化模式就是尽可能地将诚信原则在交易的不同阶段中对交易当事人的义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化模式是对具体化模式的弥补和纠正，弥补就是对在实践中因缺乏具体化规定时的补充，而纠正主要是针对依具体化规定可能会造成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结果的调整。
１． 诚信原则具体化模式研究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出版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繁荣和发展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等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出版事业必须坚持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传播和积累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出版活动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 省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全省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市（行署）、县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未设出版行政部门的地方，由文化行政部门行使出版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
铁路、森工、农垦系统管理出版工作的机构，在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下负责本系统出版活动的管理工作。
各级文化、教育、工商、公安、邮电、铁路、交通、民航、海关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相互配合，监督管理有关的出版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出版工作的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事业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和宏观调控工作，指导、协调出版事业的发展。
第六条 全省性出版行业的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在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出版单位的管理
第七条 出版物应当由报社、期刊社、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法人设立的报纸编辑部、期刊编辑部视为出版单位。出版单位对其出版的出版物负责。
第八条 设立出版单位，应当符合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由其主办单位向省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审批，到省出版行政部门登记，领取出版许可证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九条 出版单位应当有确定的主管、主办单位。主管、主办单位负责领导和监督所属出版单位依法从事出版活动，保证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十条 出版单位应当在国家和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出版活动。
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的出版选题，应当报送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
出版单位的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并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或主管单位、业务范围，合并或分立，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改变报纸、期刊名称、刊期的，应当按照设立出版单位的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出版单位变更地址、主要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报纸或期刊变更开版或开本的，应当经主办及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省出版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出版单位发行其出版物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和单位送交样本。
第十三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不得出售或转让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并不得出租、出借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刊号。
第十四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应当接受出版行政部门的年检，未接受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由出版行政部门给予暂缓登记或吊销许可证。

第三章 出版物的出版
第十五条 从事出版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保证出版物的内容符合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泄露国家秘密的；
（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十七条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色情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第十八条 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编审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购买或租借许可证、书号、刊号和版号，并参与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等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
第二十一条 出版物刊登的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健康、科学、准确，符合广告法律、法规的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刊登非法、虚假广告，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刊登广告，不得擅自更改广告审批机关审核的广告内容。
广告专版、专刊、专页、专栏应当有明显的广告标识。
第二十二条 出版单位采集、编辑、发表新闻或组织、编辑、印发稿件，不得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和收受审稿、编辑、印发等费用。
出版工作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财物。
第二十三条 中小学教材由国家或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或组织审定，由省出版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承担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
第二十四条 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物价法规和政策，不得以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第四章 出版物的印刷或复制
第二十五条 设立出版物印刷企业，应当向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印制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印刷企业变更原登记内容，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印刷经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承印出版单位委托印制的图书、报纸、期刊，应当查验图书、期刊印制委托书、报纸登记证；
（二）承印出版单位委托印制期刊的增刊，除查验印制委托书外，还应当查验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或准印证；
（三）承印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宣传品等，应当查验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批准文件；
（四）承印图书、报纸、期刊的单位，不得将纸型、印版、底片等租借或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加印和销售，不得自编、自印和自销。
第二十七条 印刷企业承印非出版单位委托印制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查验并收存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一次性准印证。
第二十八条 省外的出版物在本省印制，应当持委托单位所在地省级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准印证，到定点印刷企业印制。
出省印制的出版物，应当持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经受委托地省级出版行政部门核发准印证，到该省定点印刷企业印制。
第二十九条 承印境外出版物，应当查验有关著作权的合法证明文件和本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印制的出版物必须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销售。
第三十条 设立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企业，应当由其主管单位向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复制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一条 从事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承制出版单位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查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
（二）承制省内内部资料性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省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三）不得将出版单位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母带、模版出售或转让；
（四）不得盗制、擅自翻录和发行。
第三十二条 印刷或复制单位，不得印刷或复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版物：
（一）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
（二）非法进口的；
（三）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报纸、期刊名称的；
（四）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
（五）中小学教材未经国家或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
（六）侵犯他人著作权的。

第五章 出版物的发行
第三十三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总发行业务的单位，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出版社、报社、期刊社自办发行，中、省直出版单位应当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其他出版单位经市（行署）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批，领取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书报刊自办发行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四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应当经市（行署）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二级批发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五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零售、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出版行政部门或文化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核批准，领取由省出版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享有总发行权的经营单位可兼营批发及零售、出租、邮购业务。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从事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可兼营零售、出租业务。出版物零售、出租店（摊）不得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
第三十七条 从事出版物发行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从国家批准的正式渠道进货，所经营的出版物应当是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经营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图书、期刊批发单位应当进入出版行政部门指定的批发市场集中经营，不得在批发市场以外从事批发业务。
批发单位应当按照批发前送审的规定，将图书、期刊样本报送所在地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
第三十九条 举办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展览、展销、订货会等活动，在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前，应当报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第四十条 国家指定的发行单位可以经营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出版单位可以经营本出版单位出版的内部发行的出版物，但均不得公开陈列和宣传。其他发行单位不得经营内部发行的各类出版物。
第四十一条 出版单位委托发行单位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应当实行统一的图书、报纸、期刊征订发行委托书制度。凡未提供委托书或委托书未按规定填写，并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均不得承发。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出版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及电子出版物。
任何单位不得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和摊派各类出版物。
第四十三条 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对涉嫌非法出版活动必须立即予以制止的，可以对行为人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财物采取暂扣、封存等措施，并应当于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四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歇业、转业、变更原登记事项时，应当按照设立时的审批程序办理批准手续。
第四十五条 对音像制品批发、零售、放映、出租活动的监督管理，按照《黑龙江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邮政企业发行报纸、期刊，依照邮政法的规定办理。

第六章 保障与奖励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著作权人和出版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非法干扰、阻止和破坏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出版事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增加财政投入，合理使用文化事业建设费，鼓励社会力量资助出版事业，建立和发展出版专项资金，扶持优秀、重点出版物的出版。
第四十八条 制定扶持农村出版物发行的优惠政策，加快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扩大农村出版物的发行量。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出版单位应当保证按时出版。
第五十条 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单位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鼓励、支持、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检举、揭发违法行为有功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发展、繁荣出版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的主管或主办单位不履行职责，致使出版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由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有关部门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十四条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活动的，由有审批权的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二）明知他人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而向其出售、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
（三）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四）印刷或复制、发行明知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第五十六条 盗印、盗制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出售、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
购买、租借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出版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参与出版活动，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侵犯其他出版单位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
（一）印刷或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复制合法手续而印刷或复制出版物的；
（二）印刷企业印制无准印证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公开发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
（三）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未经依法审定的中小学教材的；
（四）印刷或复制单位租借、转让出版物纸型、印版、底片、母带、模版的；
（五）发行单位和个人发行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版物的；
（六）发行单位未经批准发行内部发行的出版物的；
（七）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不从正式发行渠道进货或经营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的；
（八）未经批准，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
第六十条 出版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出版工作者利用职务之便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收受财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摊派出版物的，由省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出版物刊登非法、虚假、变相广告的，由出版行政部门和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协同广告审查机关提出查处意见，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三条 凡部门和单位违反本条例受到罚款处罚，应当追究个人责任的，对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五条 出版行政部门和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由省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1986年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黑龙江省出版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997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