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罪，一个刑法中普通的罪名，近日却成了社会大众口诛笔伐的对象！一不小心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甚至演变成了关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争论中，极大的民愤冲淡了法律的理性，立法者心中秉持的法律正义在此时与社会公众主观期望的道德正义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错位。

因近年来，嫖宿幼女事件多涉及地方的个别公职人员和一些不法商人，而受害者多为家境困难的未成年少女。从贵州习水，陕西略阳，到河南的永成，浙江的永康，短时间内嫖宿幼女事件频发，一次次在挑战社会的道德和民众良知的底线。而发生的几起嫖宿幼女事件，各地司法机关按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相关涉案人员均判处五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单从司法裁判的角度来讲，对此判决应并无不妥。


但是社会民众却因为那些涉案人员因该法律规定而被“轻判”而迁怒于“嫖宿幼女罪”。认为该法律规定是那些犯罪人员的“保护伞”，甚至有网友直呼对于相关罪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由此“嫖宿幼女罪”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废除此罪名的呼声也潮水般的涌来！


抛开社会的民愤暂且不论，从社会的理性和法律的制定过程来看，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所进行司法裁判，对此事的裁判是无可指摘的。


社会民众之所以对此罪名如此的“深恶痛绝”，在同情弱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夹杂了对强势群体的不满，更有对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不公的担忧和焦虑！其实质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群体意识的“暗流涌动”。


一连串的事件彻底点燃了民众积攒已久的愤怒和不满。


相比社会民众对此罪名的善恶之论，存废之争，学界和司法界对此罪名却显得出奇的低调淡定。


嫖宿幼女罪在1986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被首次提及，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是这一罪名以单行刑法的形式被独立出来。在1996年进行的刑法修订中，该罪名一度被移进刑法分则（嫖宿按强奸论处），在1997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主席团通过草案将嫖宿幼女罪单独定罪。


对于此罪名的由来和制定过程看，直接引发民众不解和愤怒的是该事件的涉案者应该按嫖宿幼女罪定罪处罚还是应该以强奸罪论处。民众看来对于社会影响如此恶劣，对未成年少女伤害极大的事件，必须对涉案者处以重刑。而现行刑法对嫖宿幼女罪的最高刑期不过是十五年的有期徒刑，而若以强奸罪定罪则最重可 以判处死刑。


但是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有着相对严格不同的法律构成要件，不能仅仅遵从客观定罪的原则，而忽略主观的动机和意识，以免对公民权利扩大化的形式追究，从而一定程度上更广范围的维护人权，减少死刑的设置，与我国现行的“少杀、慎杀”的形势政策相符。


而且立法者立法的初衷对着两个罪名所保护的利益也有所不同，强奸罪直接设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类，而嫖宿幼女罪则被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类，由此可见刑法的这两个罪名所要保护的法益是不同的。强奸罪侧重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法益，而嫖宿幼女罪则是更倾向对社会秩序整体法益的保护。


从公众由“嫖宿幼女罪”所引发的争论中看到，民众对社会公平的期盼，和对自身在社会安全感的诉求方面一定程度上对重刑主义依然存有心理上的“依赖”。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只能依赖公权力来维护他们最基本的人权！


也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人们争论的焦点实质为：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时期，面对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人们对轻刑主义和重刑主义的选择辩论之争。


我国传统法制观念延续下来的重刑主义影响深远。重刑主义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宁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针对社会的发展在严格刑事法律与灵活刑事政策之间做一个平衡的转变和选择。


近年来，人权主义观念的盛行我使们的社会民主和法制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国家从对人权的保障到尊重，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人权的重视。但我们不能将人权一味的泛华，而不顾社会和法律的理性和严谨，一味认为保护人权就应实行轻刑主义，重刑主义就是“野蛮”。


刑罚的公正在于是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在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中，给受害者以公正。


现行的轻刑主义一味倡导保护“罪犯人权”比使之得到其应有的惩罚和对被害者的救助更加重要。轻刑主义一定程度上将弱化法律的威慑力和预防力，法律本质就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运行，“温柔”从来不是法律的“性情”。轻型主义者对刑法文明和犯罪人权在理解上存在一定误区。文明与公正刑法是可以共存的。保护犯人的人权也不能用牺牲刑罚的公正去换取保障人权的“虚名”。从而易使社会和民众面临罪犯（出狱后）的二次侵害。对罪犯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合法辩护权及其他法定权利加以保障。并不是每个罪犯都会从心底忏悔其所犯的罪行，我们对“恶人”宽容，就是在对“善良”的轻辱漠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的社会影响恶劣和极其暴力的刑事案件，不能说与轻刑主义的司法裁判无一点关联。轻刑主义的蔓延将会使民众缺少社会安全感刑事犯罪，进一步使人们对司法和立法机关产生不信任。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倡尊老爱老社会风尚的决议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7月12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提倡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特作如下决议：
一、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应当把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尊老、爱老、养老的思想品德，新闻宣传部门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宣传维
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形成社会舆论。通过各方面的工作，使尊老、爱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发扬光大。
二、老年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侵犯。严禁打骂、侮辱、诽谤、虐待和遗弃老年人。
三、老年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包括老年人的子女及其他亲属，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或分割。
四、成年子女必须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保障没有经济收入或者收入低微的老人的生活。子女应当承担老人的家庭劳务，照顾病残老人的饮食起居。
五、保护老年人婚姻自由的权利。任何单位或个人包括老年人的子女及其他亲属，都不得干涉老年人再婚，不得干扰、妨害老年人再婚后的家庭生活。
六、保护老年人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对没有经济收入又无亲人赡养的孤身老人，实行吃、穿、住、医、葬的“五保”供养制度。城乡孤身老人的供养，由当地民政部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安排落实。
七、保护离退休老年人依法享有国家规定的政治、经济、医疗、福利以及其他方面的待遇。鼓励和支持离退休老年人发挥自己的专长，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发展老年社会福利和服务事业。医疗卫生部门应当积极开展老年卫生保健的科学研究，并创造条件把科研成果及时推广到临床应用。工业和商业部门应当积极组织生产和经营老年人需用的服装和生活日用
品，提供老年人必需的社会服务。文化、体育部门应积极开展老年文化体育活动，城乡文化馆（站、室）、体育场（馆）、公园要为开展老年文化体育活动提供方便。
提倡全社会尊重老年人，在就医、购物、乘车等日常生活中，优先照顾老年人。
九、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一般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给予教育，进行调解；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由治安管理部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提起诉讼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受理；构成犯罪的，由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关部门接到检举和控告，应当认真查处，不得推诿。
十、老年人应当学习法律，遵守法律，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十一、各级人民政府要重视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加强对老龄工作机构的领导。每年“老人节”前后，要集中检查一次执行本决议、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1988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