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

环发[2000]69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技术创新深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各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各双重领导科研单位，各工程技术中心: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和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精神，总局于2000年1月13日至16日在杭州召开了贯彻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精神深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对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深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行了讨论和修改。总局原则同意这个《意见》。现将《意见》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
　　附件：关于加强技术创新深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抄送：科学技术部

附件：

　　关于加强技术创新深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2000年3月）

　　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以下简称《决定》）。为贯彻《决定》精神，中央又召开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部委领导参加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现就贯彻《决定》及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精神，深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学习《决定》，充分认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的重要意义

　　1、学习和贯彻《决定》是当前环保科技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必须认真学习《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要深刻领会中央确立的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个主题，既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紧迫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确保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选择；既是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突破口，也是解决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的关键措施之一；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对于环境保护而言，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同样是跨世纪环保事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2、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的重点内容。《决定》提出了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现有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要实行分类改革：对于有面向市场能力的科研机构，要转为科技型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或转为企业性的中介服务机构；对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的科研机构，在调整结构、分流人员的基础上，按非营利性机构的机制运行和管理，政府主要通过扶持政策、竞争择优方式提供科研项目和基地建设经费”。《决定》为环保系统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为发展环境科技，解决环境科技体制问题提供了办法和措施。

　　二、环保系统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形势及面临的问题

　　3、第三次全国环保系统科技工作会议以来，环保系统的科研单位认真贯彻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环境科学技术和环保产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环科[1997]209号），坚持“两个面向”，即环境科技面向环境监督管理，面向污染治理与改善生态环境，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持，适应市场的能力有所加强。1998年，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九五”期间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规划》(环发[1998]106号)中，提出了在“九五”期间初步建立适应环保事业发展和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系，即建立以总局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科研体系；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环境工程设计与技术开发体系；建立社会化的环境科技咨询服务体系。

　　通过几年来的努力，已批准建设4个部级重点实验室和5个工程技术中心，直属和地方环境科研机构中三个体系的建设已初见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打下了基础。

　 4、目前环境科研院所在总体布局、知识结构、人员素质、装备、院所管理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阻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主要表现为：现行的科研院所运行机制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没有完全形成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机制；仍然有一部分环境科研机构游离于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之外，有一定面向市场能力的研究院所“小富即安”的思想较为浓厚，科研和产业化搞不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科技与“两个面向”脱节的问题；总局直属科研院所中部分机构或专业重复设置，科技力量分散，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未能形成合力；地方环境科研机构中独立的院所过多，机构设置重叠。除部分省级和重点城市环境科研院所有一定实力外，相当一部分院所力量较弱，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较少，科技创新能力差；科技队伍中骨干力量老化，缺乏优秀的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工程技术专家和科技经营人才。

　　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实践已证明，率先改革，积极从事环保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或为政府的环境管理提供全面技术支持的院所，才能赢得主动和发展。反之，将无法在竞争和改革中生存。

　　三、明确定位，全面推进环境科研院所改革

　　5、明确任务。目前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总体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仍在继续，一些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来。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发展环境科学和技术。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各级政府迫切需要一支科研队伍，针对已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为政府的重大社会和经济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政府实施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和遏止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提供控制目标、政策、法规、标准、控制措施和技术等全面的支持。因此，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环保事业的发展都需要一支精干、高效和高水平的环境科研队伍，其主要任务是承担并开展关系国家环境安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大环境问题的科技活动；承担并开展研究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的科技活动，为防止和解决新的环境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承担并开展保证政府环境监督执法的科技活动；承担有效监测、监督国家大气、水、生态、核环境状况以及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科技活动。其功能主要是向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科技服务，满足政府对环境科技的需求。

　　6、明确定位。按照科技部统一要求，各地环保部门要按照《决定》中关于社会公益类研究单位分类指导的原则，对所属研究机构明确定位，尽快形成改革方案并启动实施。

　　环境科学研究是社会公益性研究，环境科研机构总体上讲是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但由于不同层次环境科研机构的服务对象不同、基础不同以及面向市场的能力不同，其定位有所不同。对具有较强环保技术开发与工程能力，或在发展环保产业方面具有一定基础的科研机构，要鼓励其集中力量，提高水平，转制为科技型企业；对主要从事环评等科技咨询服务的科研机构，要转制为环境科技服务与中介机构，直接面向市场；对主要承担为政府实施有效环境管理研究的科研机构，由于其研究成果是为政府实施有效管理服务，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研究成果不能在市场上转化，科研单位无法从市场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应作为公益性、非营利性研究机构运行和管理。

　　四、建立国家环境科技创新体系

　　7、按照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精神，以及总局关于建立一支高水平、有特点的国家级环境科技队伍的要求，结合我国未来环境科技需求和科技队伍现状，进一步深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为：

　　总局直属科研机构对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有重要的技术支持作用，直属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要通过重组、改造、整合，在调整结构、分流人员的基础上，按公益性、非营利性机构的机制运行和管理。省及重点城市级环境科研力量较强的科研机构，也可按此原则运作。

　　大部分以环境技术开发和工程为主的应用型环境科研机构，包括部分省级和重点城市环境科研院所要转制为科技型企业。确定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中的工程技术部分也要按上述原则分流。

　　地市级环境科研机构除少数科研力量较强外，多数以环境评价、测试服务、科技咨询等为主的院所，包括确定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中从事环境科技咨询业务的部分，原则上要转制为企业性质的环保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站所合一”的地市级环境科研机构应以监测业务为主。能否作为非营利科研机构取决于自身特点和当地环保工作需求。

　　8、在环境科研机构转制的同时，建立国家环境科技创新体系。环境科技创新体系由环境知识创新体系、环境技术创新体系和环境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组成。

　　环境知识创新体系由少数经过转制后确定的直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优化重组的各类研究中心和总局重点实验室，按地域环境特色建立的大区性质的科研院所组成。拟建成一支人数少、水平高、真正能为总局提供有力科技支持的研究队伍。

　　环境技术创新体系由总局环境工程技术中心和环保高技术产业孵化器组成。总局环境工程技术中心从全部或部分转制为科技型企业的环境科研机构中择优建立；高技术环保产业孵化器拟从环保高科技企业、高技术园区中择优产生。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将研究开发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的高新技术、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通过与企业的紧密结合，

　　迅速将相关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和产业化，直接为改善环境质量服务。在目前环保企业创新能力较低情况下，环境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

　　相当一批现有环境科研机构将通过转制、重组、分流的方式，组建成企业性的环境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环境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今后要大力加强的环节。在现有的环评、信息咨询等工作的基础上，向清洁生产审计、ISO14000咨询或认证、有机食品认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环境工程评估、技术评价、风险评价等方面延伸和扩展，使其真正成为科技成果推广与市场化之间的桥梁，为环保系统监督执法提供技术服务。

　　9、国家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打破部门、地方所有制，无论是总局直属科研机构，还是地方或中科院、教育系统以及其他部门所属的环境科研机构，只要有突出特点、水平高、力量强，符合总局环境知识创新体系规划和条件，均可申报建立总局重点实验室或研究中心，进入环境知识创新体系；凡符合总局环境技术创新体系规划和条件的，可申报建立部级工程技术中心，进入环境技术创新体系。鼓励部门、地方有实力、有创新能力的环境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进入环境技术创新体系。

　　五、加强对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领导，营造适宜改革的环境

　 10、总局直属科研机构的改革应根据科技资源优化、统一配置的原则制定方案，并按照批准的方案实施。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已确定为科技部改革试点，要认真制定试点方案，先行一步，取得经验。其他院所也要按照《决定》的精神和总局要求，做好改革方案并争取尽早实施。

　　11、地方省级和重点城市环境科研机构的改革应按照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的统一部署进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要积极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对所属科研机构的改革，要加强领导，明确定位，根据环保工作对科技队伍的要求，向地方科技部门反映情况、需求和建议，做好应做的工作。同时，要支持所属科研机构进入总量控制、“双达标”等环保主战场中去创新创业。

　　12、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做好“十五”环境科技计划制定工作，争取更多的项目和经费支持，为环境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力求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的突破。“十五”是全面贯彻《决定》的关键时期，在制定“十五”环境科技发展计划中，要落实《决定》的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都要争取将本地“十五”环境科技发展计划列入本局“十五”计划和地方“十五”科技计划。总局将从地方“十五”环境科技发展计划中择优列入国家“十五”环境科技发展计划，并向科技部门推荐。

　　在“十五”环境科技计划中，要突出国家环境目标和本地主要环境目标，找准阻碍国家和本地环保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从中提炼出重大科技需求。要突出为加强环境监督执法服务，在环保工作中发展和运用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重点，明确重大领域和重大项目，力争在关键的领域和解决重大环境问题方面取得突破，带动环保工作上一个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

　　13、加快创新人才培养。环境科研院所的转制与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才干的科技人才，需要大批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领导创新和创业的科技型企业家。要制定并采取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培养和吸引优秀科技人员和科技企业家进入环境科技创新系统。同时，要用足用好国家和地方已出台的一系列院所改革、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政策、科技人员管理政策及改革的配套政策等，千方百计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把他们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让知识和成果尽快转变为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转化为资本和财富，要让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人员富裕起来，以激励他们为环保事业创造更多的成果和财富。

　　14、广开渠道，解决科技投入偏低问题。环保部门在“十五”计划中要努力争取科技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切实增加科技投入，这是政府推动环境科技发展的重要职责。要筹集环境科技资金，支持环境科技创新。同时，必须广开渠道，充分利用社会、企业、外资的投入。环保部门也要利用环境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对科技投入，为环境科技体制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



　　刑法修正案（八）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的减刑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尤其是对犯严重危及社会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的减刑予以了限制适用，延长其实际执行的刑期，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本文结合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这项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必要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在2006年中央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再次予以重申。它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政策中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减少和限制死刑，也是我国基于参与的1975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8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批准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保护的保障措施》等相关国际文件，而作出的国际承诺。为了体现和落实该项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例如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被适用死刑，且客观上只有该罪行的法定刑有死刑的才可以适用；我国的死刑体现出“矜老恤幼”的传统美德，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等等。然而，由于我国较为宽松的减刑、假释等制度的存在，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立即执行，即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死缓是可以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的，这样一些犯有较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比如暴力性犯罪分子，经过多次减刑或者假释后，一般经过十几年就可以刑满出狱或者被假释出狱，难以起到矫正犯罪分子的教育效果。面对死刑与死缓之间“生死两重天”刑罚力度的巨大落差，有必要对犯有暴力性犯罪等重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是坚持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纠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一次大规模的刑法调整。

一是死缓犯所犯的罪行都是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等罪行，刑法作为保护合法权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法律，对于这些严重罪行需要予以死刑的惩治，同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于一些虽犯死刑但无需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予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但由于这些犯罪分子自身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所犯罪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这不仅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这些犯罪，而且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强有力保护。

二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缓犯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其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矫正其不良习气促使其走上正轨，从而不能或不敢再犯罪，这样就达到了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可以使那些试图铤而走险实施严重犯罪的人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不敢以身试法，从而达到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的功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给与的处罚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把握罪行和罪犯各个方面的因素，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都是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所犯罪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予以限制减刑既充分考虑了罪犯和罪行各个方面的因素，也是对其应负刑事责任的明确，罚刑相称，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是对罪责刑相适应这项基本原则的严格遵守。同时，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功能，刑法存在的根本理由，抑或说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犯罪。对死缓犯限制减刑，使其在监狱内接受长时间的劳动改造，认识并反省自己的错误，从而痛改前非，从内心深处对之前的犯罪行为予以悔恨并以积极的行动重新做人，这样在刑满出狱后对于自身是一种进步，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权益也是一种间接的保护。

二、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范围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针对死缓犯进行限制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50条、第78条第2款之规定，其具体内容是：对一般死缓罪犯实行普遍限制，即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期满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九种死缓犯的减刑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即死缓期满后因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此时，该无期徒刑执行期间，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死缓期满后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 从该项条款内容可以看出，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裁判时在判决书中明确限制，在判决是否应限制减刑时应当注意把握：（1）对于符合“1+8”类犯罪死缓犯的减刑进行限制，不是应当或者一律限制，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只有对符合条件的，原则上一般予以限制。笔者认为，有下列情形，应适用限制减刑：①累犯前罪是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②累犯前罪所犯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③累犯前罪数罪并罚的；④犯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之一，存在数罪的；⑤只有累犯或者其他八种犯罪之一情形，适用限制减刑应特别慎重，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但判处死缓又偏轻，选择限制减刑体现罪行相适应的；⑥其他符合限制减刑的。（2）被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具体包括被判处死缓的累犯和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此之外的死缓犯，一律不得适用减刑限制；（3）刑法修正案（八）所限制减刑的这些死缓犯所犯的均是重罪，犯罪分子均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予以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难以达到教育、矫正不法分子使其走上正规的社会效果的，可以考虑适用减刑限制。 二是执行刑罚时的减刑时的限制，一般死缓犯经过多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再加上之前的两年考验期，其实际执行不少于17年；而九类特定死缓犯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其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即不管犯罪分子有多大的立功表现，不管经历几次减刑，其实际执行刑期都不得少于22年，这体现出我国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也是对我国刑罚基本结构的不断完善。

三、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结合运用

“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刑法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时间效力主要解决的是刑法在何时生效、在何时失效以及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有无追溯效力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预见其行为后果，对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原则上不能对该行为有效。但如果法律发生变更时，考虑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从旧兼从轻”原则概述

1、“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禁止事后法”的要求，这里的禁止事后法并非禁止所有的事后法，而是禁止事后重法溯及既往，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体现。

2、“从旧兼从轻”原则首先要考虑的是适用旧法及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做出相应的行为，对于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行为人没有预测义务。若法律强行以行为后的法律要求行为人，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强人所难，因此我国刑事法上要求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

3、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进与完善，因此法律会经常发生变动。当新旧法规定不同时，我国的做法是适用新法的基本条件是其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从旧兼从轻”原则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所以，如果新旧法对某行为的定性处罚不一致，就看何者对被告人有利，处罚轻重的比较应当以法定刑轻重为依据。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死缓犯减刑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死缓犯予以普遍限制减刑，同时对九类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的严格规定，旨在严厉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分子。但我国刑法除了保护国家和公民法益的功能外，还有保障人权的功能，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虽然这类人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同样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人权功能也是区分现代刑法、民主刑法与传统刑法、专制刑法的标志。“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而产生的原则，因此二者有一定的共通性，对于死缓犯减刑制度来说，同样也要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在司法实务中，有两种情况需要二者结合适用，具体内容如下： 1、针对继续犯和连续犯的适用 如果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持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继续状态的，或者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连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连续状态的，对于这两类跨法犯，新旧法都认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即使新法处罚较重，也要适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施行，因此跨法累犯需要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若犯有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类重罪，从2011年5月1日前持续或者连续到2011年5月1日后，应适用限制减刑的规定，根据执行刑期期间重大立功的有无，经过减刑后实际执行不少于27年和22年的刑期；对于一般死缓犯，若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应适用新法“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规定，而并非之前的“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而加大惩罚力度，对重罪罪行予以更为严厉的打击。 2、新旧法对行为定性分歧时的适用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在当时的法律看来不是犯罪，但是行为持续或者连续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认为该行为是犯罪的，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新法生效之后的该部分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则不作为犯罪处理。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制度，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从限制减刑以及提高死刑缓期执行之后的最低服刑年限的角度，实质上加重了处罚，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限制减刑违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因此对生效前的犯罪行为原则不应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第二条规定的：“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溯及既往，更能体现“从旧兼从轻”的精神。


四、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完善意见

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更为严厉的限制，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死缓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过短，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增加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接受度，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次成功的改革，但对于九类特定犯罪，哪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法律语焉不详；与此同时，由于目前贪腐现象愈发普遍，反贪腐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贪腐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是否也应同八类重罪一样进行特别限制减刑。对此，笔者试根据以上论述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明确九类重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具体情形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的规定，是否限制减刑由人民法院裁量决定，并不是一律限制，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此，笔者认为该条固然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实际操作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依照宽严相济政策或者依照犯罪事实、情节可杀可不杀的，决定不杀判处死缓的，应当同时宣告限制减刑，因为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法官已经根据相应的政策和犯罪事实对其量刑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判处死缓已然是对其的一种“从轻”处罚，但基于其犯罪的罪行严重性、社会危害性，理应对其限制减刑这种严厉的惩处，这也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同时促使犯罪分子通过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反思罪行、痛改前非，从而刑满释放后得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不至于对社会和他人造成新的危害。

（二）通过立法手段，将贪腐类犯罪纳入特别限制减刑的范围 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贪腐类犯罪愈演愈烈，且涉案金额不断提高，有些巨贪贪污几亿至几十亿之多，令人嗔目结舌，而且贪腐类犯罪作案手段隐蔽化、智能化、窝案现象突出，导致反贪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堪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一些贪污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贪腐持续时间长，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动摇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赖；而且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分子，理应获得较一般死缓犯更为严厉的惩戒，而限制减刑作为比死缓更为严厉的处罚，理应适用于贪腐犯罪的犯罪分子，不仅有利于整治目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警醒很多贪腐分子的侥幸心理，让世人认清腐败是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怕毒瘤，要像查禁毒品那样，通过立法和司法的严厉手段，防治腐败，为我国转型时期营造一个和谐正气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一次卓越的修正，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死刑与死缓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罚的基本结构，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赞誉。只有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始终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刑罚制度的积极功能。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