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调包”他人财物 应定何罪/陈亚静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0 17: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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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11年以来，刘某、孙某、李某三人事先购买大量的各种牌子的假香烟，多次开车到各地的名烟名酒门市用假香烟“调包”成真香烟，骗取财物后逃离现场。其作案手段为，先由李某进到烟酒商店里，谎称要购买几条名牌香烟，待店员拿出香烟装到塑料袋中后，又谎称要购买几瓶名酒，将店员引开，这时，孙某进店，用事先准备好的假烟，趁店员不注意，将塑料袋里的真烟进行调换，并迅速离开。李某又以等会儿再来买或价格过高等理由，也迅速离开，乘坐由刘某驾驶并在门外等候的轿车逃离现场。
分歧意见：
在办理此案时，存在着两种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等三人虚构买烟事实，隐瞒调包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等人在店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调包，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犯罪的本质表现为盗窃，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分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两者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两罪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都要求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侵犯的客体都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两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罪的客观特征上，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占有公私财物；而诈骗罪是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控制者的信任，财物控制者基于这种信任主动将财物交付行为人占有。司法实践中，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一般情况下并不困难，但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有些行为人在盗窃犯罪活动中可能夹杂着欺骗行为，而有些行为人在诈骗犯罪活动中附带着秘密窃取行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两罪在客观方面存在某些交叉的案例。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自愿”交付财物，即行为人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得财物，还是采取欺骗手段使财物控制者因受骗而产生给付其财物的意思，而主动交付财物。在行为人实施欺骗手段暂时占有或控制了财物，但财物控制者没有将财物给付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并将财物给付他人的情况下，行为人秘密将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区分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可以有以下方法：一是看是否通过欺骗使他人做出财物交付行为。另外还有一个简单方法：是看财物脱离被害人控制是否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财物脱离被害人不是诈骗的结果，而是窃取的结果，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例如，素不相识的人谎称有急事“借用”他人手机当场使用，乘人不备携手机溜走，很像是诈骗。但是，行为人将手机拿离被害人控制显然是违背被害人意愿的、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的，这属于窃取，是盗窃罪。如果以当场临时使用为名，接过手机后逃离，属于盗窃行为；如果谎称需用手机，经被害人允许，拿走使用，据为已有的，才属于诈骗罪。
本案中，刘某等人相互配合，一人假意与被害人交谈以转移其视线，用身体遮挡作掩护，另一人趁被害人不备，将真烟换成假烟，然后以各种理由逃离现场。刘某等人在实施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虽然实施了假意买烟、以假换真等一系列瞒天过海的欺骗行为，但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达到让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的客观结果，被害人始终都是把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视为普通顾客，其主观意识上是要销售烟酒，其交付烟酒的行为不能视为基于错误认识“自愿”交出的。对于真烟的转移占有，是刘某等人采取秘密手段实现的，并不是店员基于错误的认识而主动为之的，从被害人内心分析来看，并没有对其所有的真烟进行处分的意思，对真烟的失去占有是违背店员的真实意思的，刘某等人的行为能够得逞起关键作用的是秘密窃取的行为，而不是借机交谈实施骗取的行为。因此，本案中欺骗行为只是使盗窃行为不被即时发现的手段，而秘密窃取才是本罪的实质，财物的转移不是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的主动交付，而是刘某等人的秘密“调包”，符合盗窃罪的客观特征。趁人不备“调包”是刘某等人完成犯罪行为的关键手段，应看作是秘密窃取行为，因此，刘某等人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
本案中刘某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尚不足以使被害人自愿交付其财物，故不构成诈骗罪。实际上，这种先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相信某种事实，然后再用窃取手段偷走他人财物的行为，刑法理论上称为“欺诈型盗窃”，以盗窃罪论处。
综上，刘某等人主要意图是以获得高利润为诱饵，麻痹被害人降低其警惕性，借机引开被害人，趁其不备为实施“调包”行为做准备，本质上是秘密窃取行为起了关键性作用，财物脱离被害人也是违背其意愿的，所以，当“调包”数额达到一定标准后，香烟“调包”应定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即本案中的刘某等人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
2011年以来，刘某、孙某、李某三人事先购买大量的各种牌子的假香烟，多次开车到各地的名烟名酒门市用假香烟“调包”成真香烟，骗取财物后逃离现场。其作案手段为，先由李某进到烟酒商店里，谎称要购买几条名牌香烟，待店员拿出香烟装到塑料袋中后，又谎称要购买几瓶名酒，将店员引开，这时，孙某进店，用事先准备好的假烟，趁店员不注意，将塑料袋里的真烟进行调换，并迅速离开。李某又以等会儿再来买或价格过高等理由，也迅速离开，乘坐由刘某驾驶并在门外等候的轿车逃离现场。
分歧意见：
在办理此案时，存在着两种处理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等三人虚构买烟事实，隐瞒调包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等人在店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调包，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犯罪的本质表现为盗窃，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分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两者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两罪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都要求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侵犯的客体都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两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罪的客观特征上，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占有公私财物；而诈骗罪是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控制者的信任，财物控制者基于这种信任主动将财物交付行为人占有。司法实践中，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一般情况下并不困难，但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有些行为人在盗窃犯罪活动中可能夹杂着欺骗行为，而有些行为人在诈骗犯罪活动中附带着秘密窃取行为，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两罪在客观方面存在某些交叉的案例。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自愿”交付财物，即行为人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得财物，还是采取欺骗手段使财物控制者因受骗而产生给付其财物的意思，而主动交付财物。在行为人实施欺骗手段暂时占有或控制了财物，但财物控制者没有将财物给付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并将财物给付他人的情况下，行为人秘密将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区分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可以有以下方法：一是看是否通过欺骗使他人做出财物交付行为。另外还有一个简单方法：是看财物脱离被害人控制是否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财物脱离被害人不是诈骗的结果，而是窃取的结果，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例如，素不相识的人谎称有急事“借用”他人手机当场使用，乘人不备携手机溜走，很像是诈骗。但是，行为人将手机拿离被害人控制显然是违背被害人意愿的、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拿走的，这属于窃取，是盗窃罪。如果以当场临时使用为名，接过手机后逃离，属于盗窃行为；如果谎称需用手机，经被害人允许，拿走使用，据为已有的，才属于诈骗罪。
本案中，刘某等人相互配合，一人假意与被害人交谈以转移其视线，用身体遮挡作掩护，另一人趁被害人不备，将真烟换成假烟，然后以各种理由逃离现场。刘某等人在实施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虽然实施了假意买烟、以假换真等一系列瞒天过海的欺骗行为，但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达到让被害人自愿交付财物的客观结果，被害人始终都是把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视为普通顾客，其主观意识上是要销售烟酒，其交付烟酒的行为不能视为基于错误认识“自愿”交出的。对于真烟的转移占有，是刘某等人采取秘密手段实现的，并不是店员基于错误的认识而主动为之的，从被害人内心分析来看，并没有对其所有的真烟进行处分的意思，对真烟的失去占有是违背店员的真实意思的，刘某等人的行为能够得逞起关键作用的是秘密窃取的行为，而不是借机交谈实施骗取的行为。因此，本案中欺骗行为只是使盗窃行为不被即时发现的手段，而秘密窃取才是本罪的实质，财物的转移不是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的主动交付，而是刘某等人的秘密“调包”，符合盗窃罪的客观特征。趁人不备“调包”是刘某等人完成犯罪行为的关键手段，应看作是秘密窃取行为，因此，刘某等人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
本案中刘某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尚不足以使被害人自愿交付其财物，故不构成诈骗罪。实际上，这种先采取欺骗手段使他人相信某种事实，然后再用窃取手段偷走他人财物的行为，刑法理论上称为“欺诈型盗窃”，以盗窃罪论处。
综上，刘某等人主要意图是以获得高利润为诱饵，麻痹被害人降低其警惕性，借机引开被害人，趁其不备为实施“调包”行为做准备，本质上是秘密窃取行为起了关键性作用，财物脱离被害人也是违背其意愿的，所以，当“调包”数额达到一定标准后，香烟“调包”应定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即本案中的刘某等人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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